中古时代，已全然不像周制那样可设定一种一以贯之的逻辑，而是民族问题渗入在政治制度里，而文化问题则又交织在胡汉民族之间的混融过程中。陈寅恪(2001b:3)认为，“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因此，中古制度研究直接关系到此后的国家政制及其所关涉到的民族融合问题，后费孝通所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必要追溯至中古时代的制度和文化演变。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开篇，陈寅恪便设论说，隋唐制度虽极广博纷复，却不出三源:一是北魏、北齐，承袭了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文化制度，亦包括“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即“河西之一支脉”;二是梁、陈，为“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三是西魏、北周，“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是“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相比而言，第三种因素的影响“实较微末”(陈寅恪，2001b:3-4)。

篇幅所限，且不述陈寅恪的考订之法，单就上述史论而言意义甚大。其一，中古之变中，世族和地域关系构成了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因素。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以来，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学术中心开始移于家族，而家族又复限于地域。苏绰深受宇文泰赏识，其子苏威在隋文帝时以宰辅之职监领修撰五礼，乃出于家传的学问。而为隋文帝撰修王礼的牛弘、辛彦之等，皆为河陇地区之士人。究其原因，是因中原长期战乱，许多世家大族避居河陇一带，使本来的文化偏僻之地遂成为存续传统文化的飞地，文明的原核心区域落入蛮荒，而僻居边缘的河陇地区却成了文化遗存，反成为制度输出的策源地。其二，有确凿证据说明，隋代制度礼仪的形成，采用的是南朝萧梁及北齐的仪注，当时北魏社会虽汉化程度不断加深，但礼制尚未完备，拓跋氏政权借王肃等士人战乱徙居北奔之际，定制修礼。由此可见，中原礼制植根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士人迁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三，陈寅恪之所以对北周的制度评价不高，是因为其建制的动机原本就不纯，宇文泰“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陈寅恪，2001b:20)。北周仅用汉文化的礼制做点缀装饰，强行将其与鲜卑文化相混糅，“袭魏天兴旧制，虽加雕饰，仍不合华夏文化正式系统也”(陈寅恪，2001b:60)。

“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这里的制度史研究，更偏重于文化史和风俗史的路数;而此间民族问题的讨论，意在以“文”为“化”的意义上，说明仅有制度上的安排和移植，没有风俗之“文”化，胡汉两分，一个王朝便无法维持长久。同样，胡汉之间不能有效结合成为一个实力集团，中古时期也不会确立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系统考证了李唐姓氏的来源和改易过程，指出唐代的开国帝君初本是华夏血统，后与胡夷混杂，李暺薅拦率稀⒗钤ㄆ揆际稀⒗钍烂衿蕹に锸希?际呛?濉3乱?。?2001b:196)指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记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此一修饰的目的，“以附会李重耳之由北向南，又由南归北耶”(陈寅恪，2001b:188)。不过，中古史中改易姓氏的做法，确是胡汉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的常态，“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如是”(陈寅恪2001b:197)。这说明，连世家大族都不惟血统论，宇文泰、李唐皆如此，足见中古之风俗流变的程度。

在政治上，陈寅恪认为，自唐初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将相大臣“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都来自一个庞大的关陇集团。只有到了武则天时代实行士科取士，关陇集团垄断朝政的局面遂告崩坏。李唐建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结构条件:宇文泰此前融冶关陇地区胡汉民族中的文武将才，而后隋唐承继和扩充了这份遗产，皇室及佐命功臣几乎全部出自关中陇西地区。李氏家族位居核心，各族将相汇集，为皇室视作同类之人，形成紧密的胡汉一体格局。他们在“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陈寅恪，2001b:198)，在价值取向上，着力淡化山东人的地位，确立新的宗室世系，衍撰李渊先世为陇西名门李暠，四世祖李重耳因西凉国亡奔宋的前世故事，旨在将关中地区确立为历史上汉化发源之地，将胡汉融合地区确立为精神正统。因此，唐代建制之初，种族问题的解决是一切之根本，陈寅恪(2001b:202)所说“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便是出于此理。后来的安史之乱，恰是因为河北藩镇的民间社会长期未受“文”之敦化，其社会的通常情感“尚攻战而不崇文教”，“故论唐代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陈寅恪，2001b: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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