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现代思想变局之第一波:康有为的经学革命

本文援引经典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取向，绝非是要用既有的某种西方理论来度量、测试、裁断甚至锻造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是要认识到历史在社会学观察、分析和解释经验现实中的重要意义。经典社会学之启迪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西方现代社会之构成和变迁也有着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结构条件，不同的现实经验感。历史决不是一个纯粹归一性的发展趋势。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性，是现代性所能衍生出来的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且不同的文明体和共同体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调适、转换和重构。历史的要义，在于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可能性，而且可以用各种办法将其呈现出来，从而使我们有能力发现现实经验的丰富性，对未来有多重可能的创造和选择。

因此，历史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不断回到构成自身经验的传统和现实中来，历史必须成为一种开放的自我认识。若要检视我们当下的经验构成，就必须回到我们自身的现代生活的起点。中国的现代转型经历了短短不过二百年时间，然而这条路却走得艰辛漫长，历经无数次的激变与革命。表面上看，引发这场变革的是西方的强势入侵及其带来的器物、制度和思想上的刺激，似乎此后的中国总是在抗拒和接轨的两极之间选择和徘徊，但本质而言，这一转变有着内生之源，使得中国社会自身的再造有了新的契机。

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对文明的外部性问题向来并不陌生。早在殷周之变时期，周人从西而来，却确立了宗法和封建之天下秩序的经本，成为后世之范(王国维，2001a;傅斯年，2012);后秦人由西征发，统一六国，缔造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由此绵续2000余年;汉末佛教由西土传入中原，经由魏晋等朝及后来的辗转，终成大乘佛教及各宗，反而使该教在中国获得延续和重生，如此等等。王铭铭(2007:12)认为，“自东而西的想像、旅行和认识，有史以来不间断地存在着。20世纪出现的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中国式西方论’，既有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刺激，也有古老观念的作用”，讲的就是这般东西交互的历史图景。因此，对于西人的刺激，中国向来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做出应激反应，而是从事植入、转化和改造的工作;而文明的外来因素能够植入本土土壤的前提，确是对于自身传统的重构和创造。

中国现代转变中这新的一页，是由康有为翻启的，而他“创世”前言的第一章，是经学的革命。无论后世评价若何，康氏等人缔造的这一起点，依然是我们今天无法摆脱的现代命运，必须予以正视。康有为重解《春秋》三世之义，颇有些辩证历史哲学的味道。他在《春秋董氏学》中说，“自伪‘左’灭‘公羊’，而‘春秋亡’，孔子之道遂亡矣”(康有为，1990:29)。在《孔子改制考》中他说，“《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康有为，1992:335)。立《公羊》为正经之固本，是要重塑《春秋》之义，重申“今文经学”的主张，即孔子托古改制之意。5公羊三世说，讲的是历史演化的原理:“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大义”(康有为，1990:29)。

康有为(1981a)意欲正本清源，确立“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历史演进的三段论，很类似一种基于普遍历史的自然史观，其目的是要一扫中国两千年来“维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的局面。换言之，正因为经书之伪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以中国长久以来处于“君尊臣卑之说既大行于历朝，民贼得隐操其术以愚制吾民”的乱世状态(康有为，1981a:469)。由此，康有为做出了一个明确判断，即当今时代为据乱世，而由此时超拔出来，唯一的取经是重新确立孔子的“圣王”形象，以圣王代君王，从而实现信天命、存天道，贯彻历史进化的春秋大义，从而为中国现代历史变迁提供一个通往普遍历史而非君王治术的走向(参见萧公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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