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康有为提出的经学变革，从历史观上确立了近世现代化的几个基本原则:(1)进化之道。从进化论的角度确立了历史演化的普遍公理，即所谓“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用在与时进化”(康有为，1981a:468;亦见楼宇烈，1992)。(2)改革之道。借以孔子代文王的义理，确立了儒家的“变通之道”，即用君主立宪制替代君主专制的政治改革方案，为维新变法提供思想基础，“故君子当因其所处之时，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上下无常，惟变所适”(康有为，1987:192)。(3)民本之道。“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此专发民贵之义，而恶轻用民命。国之所立，以为民也;国事不能无人理之，乃立君焉。故民为本而君为末，此孔子第一大义，一部春秋皆从此发”(康有为，1981a:468)。(4)工商之道。《孟子微》中说，“孔子尚文，非尚俭也”。“据乱世人少，专于农田;升平世人繁，兼于工商。然均平之义则无论农、工、商而必行者也”(康有为，1987:19)。

不过，康有为虽然未将三世的演绎概说得较为抽象，但将其间的辩证过程讲得很透彻，如他在《论语注》中所说:“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世……有乱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升平、据乱”(康有为，1984:28;亦参见王泛森，2010);在《中庸注》他又说:“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焉，其统异，其世异，则其道亦异”(康有为，1987:192)。但是，这里有两个历史哲学的重要问题需要明确做出说明:一是历史最终趋向的那个作为普遍历史目的的大同理想究竟是什么?二是三世演化中的彼此转换的关键环节究竟是什么?《实理公法全书》和《大同书》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两书所提的惊世骇俗之乌托邦思想，由“入世界之众苦”说起，到“去”国家、阶级、种族、家庭以及劳动分工各“界”而达致大同之“爱众生”和“至极乐”的境界，几乎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一种绵延百余年的抽象理想，在后来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诸种意识形态中，我们皆可见其中最基本的精神气质。

然而，由据乱世到升平世的当前史转型，涉及的问题则相当多。在这个方面，西方文明和宗教的融合亦成为了重要因素。康有为认为，欧美诸国内部的民权进化，表征着“大同之先声”，只是国界尚存，导致战争不绝，致祸奇惨(参见朱维铮，1998:17)。但“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确是走向升平世的根本出路。这一变法的首要基础是政制改革，但政制改革的目标则是民权之兴，即《官制议》所强调的“国以民为本，则以治民事为先”，要达到开民智、鼓民气的维新气象，就必须以地方自治和合群立会的组织化的办法来建设社会实体，如他所说的那样，“合群之道，众议是尊。舍私从公，宪政攸传”(康有为，1981b:607)。

不过，康氏的另一层想法亦尤为重要，但以往的研究并未给予充分关注。康有为明确认识到，仅有制度建设，并不能彻底实现向升平世的过渡，民众从据乱世中要获得解救，还必须使人心得以安顿。他的“孔教”宣扬虽为人所诟病，但其中的义理仍旧值得今人深思。他认为，西人若不经过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化阶段，便无法落实现代意义上的君权向民权的转化，因此，由据乱世过渡为升平世的关键一环，就是要确立一个中国化的宗教时代，经由孔教的升华方能迈入太平世中的世界大同。《孔子改制考》明确提出孔子乃为教主，“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康有为，1998:53)。他意图围绕孔子来建立一个皈依和教化性的宗教王国，以安抚那些民智未开的人心，让他们信仰太平世中的大同景象，进而实现有着中华文明之根本的普遍历史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升平世才是三世进化论的一个关键环节:“政令徒范其外，教化则入其中，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教隆，则风俗人心美，而君坐收其治;不隆，则风俗人心坏，国亦从之”(康有为，1988a:287)。在康有为的眼里，升平世之本义，必是一种宗教化的历史阶段，只有在宗教阶段里，才能使举国之民超越君主专制的历史，而为实现终极性的价值诉求做准备。

因此，在康有为看来，西人依基督教信仰而逐渐开启的现代世界，强烈激发了中国人改造自身文明的创造力，却非纯然是人心的最终归宿。《康子内外篇》分殊了不同宗教的差别，指出“其立国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士农工商之业，鬼神巫祝之俗，诗书礼乐之教，蔬果鱼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其戒肉不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其教主，绝四民之业，拒四术之学，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教也。耶稣、马哈麻一切杂教，皆从此出也……然则此二教者，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也?曰……孔子之伦学民俗，天理自然者也，其始作也;佛教之去伦绝欲，人学之极致者也”(康有为，1988b:13)。康有为所指的普遍历史之目的，是儒家所谓“仁”与“礼”之辩证关系的呈现，虽然“礼”的基础在于差等和分殊，但“仁”却有着向作为普遍情感的仁爱秩序而发展的趋向，将逐渐消除先天等级次序的自然与人性合一的状态，导向以万物为一体的超越精神(干春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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