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人所做的史学矫正，针对的恰恰是这种极其抽象的历史进化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首先需要恢复的是对自身历史的敬重感、经验感和解释力。章太炎身先士卒，倡导经学与史学之间的转换，就是要通过回到古文经学的传统而重拾对历史的尊重。尽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看似是一种经学研究，但从著述体例来看，他探讨周代制度之源，取的是历史演绎之法。他指出，周孔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度，立子立嗣之制是一切制度的逻辑起点，而其所衍生的一系列家国秩序，构成了宗族、土地、祭祀和政治体制的制度系统。亲亲与尊尊二义，则又在所有制度之间确立了情感关联的秩序结构，使得礼制与文教归于仁义之本。他将完整的逻辑链条纳入制度史之中，将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确实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使得文明史自其源始便获得了更为牢固可靠的基础，且尤能说明王国维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学术理想:“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王国维，2000:447)。

王国维之所以有别于“国粹派”，在他坚持论理之说，坚持西人之“充足理由率”对他的启发;他坚持名实之学，相信只有通过综合分析的方法，才能揭示制度之精神史的结构与义理。同样，陈寅恪亦主张在“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何谓“本来民族之地位”，并非是一种臆想而来的抽象认同，而必须以开放的历史视角加以确证。认识中国历史乃至近世之纷乱，不能仅以上古史之制度本源论之，还必须充分认识中古史所呈现的民族、宗教之混融而形成的历史新格局。而在一种急剧流变的历史中，就不能唯经书论，唯制度论，而必须从众多史料中挖掘制度和风俗变化的机缘、脉络和具体勾连的机制，寻找历史变易的轨迹和浸润风俗的民情基础。中古史研究所揭示的也恰恰是一种蕴涵着夷夏之辨、胡汉糅合的新格局，是奠定帝国秩序的根本，而其中关于崔浩的研究，更加说明不识民情之本原和变易的现实基础，而空拿儒士之抽象理想纸上谈兵，必为历史所舍弃。

因此，制度之结构要与风俗之情感相结合，历史的“本”与“变”之间相融通，恰是王陈治史之精义所在，恰如孟德斯鸠论“法”之精神一样，做观念与经验的真实关联。与此同时，上古史与中古史的研究，亦为近世中国之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即只有将文明制度之精神本源与历史经验的现实流变通联起来，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种有效的思想方案，正像陈寅恪(1992:512)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中说的那样:“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的学术格局中，历史研究始终守持着自身的精神气质和经验体会，亦将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融汇其中。前辈学者们所呈现出的洪钟大吕般的气象，博古通今的识见，阐幽抉微的治学心态以及借古鉴今的社会承担和关怀，成为历史开合和存变的动力。相比而言，今天的学科研究落入如此狭窄之境地，是颇值得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