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形成史与当前史的分析方法对于考察中国改革的现实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在市场与体制的关系中，如果市场因素是生成性的，而体制结构相对变化不大，那么虽然市场提供的新的结构条件会触发体制进行一定的调整，如项目制的方式，但市场因素会很快被纳入体制的当前史逻辑中，转化成为其自身复制或再生产的部分，其间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参见渠敬东，2012)。

4.柏拉威尔(1980:236-248)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写作方式比喻为一种“剧场写作”，马克思信手拈来以往各种文学作品的引文和历史回忆的片段，并采用了一种情节的颠倒手法，目的是强调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角色的表演性及他们行为中一以贯之的社会逻辑。真实的历史犹如一场化妆舞会，路易·波拿巴成了笑剧中的主角，由此来呈现旧制度必然复辟的历史趋向。

5.有关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由来及其在清代经学研究四期发展中的位置，可参见:周予同，1983。

6.梁启超(1999:482)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人物哉!”

7.王国维(2008:212-213)对康有为孔学宗教化的倾向不以为然，他说:“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

8.柳诒徵(2011:309)在《国史要义》中曾明确提出“国史”之本质，并指出王国维的贡献最巨:“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其由简而繁或由繁而简者，固由少数圣哲所创垂，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此史迁治史，所以必极于究天人之际也。……吾之人本主义，即王氏所谓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

9.陈寅恪(1992:512)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自然与其家学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其治学取向的自我定位。所谓“咸同之世”，是说他虽同情地接受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主张(汪荣祖，1992:27)，却亦要通过秉承曾国藩的精神内核而有所修正。罗志田(2008)认为，陈寅恪对清季今文经学以及疑古思潮持批评态度，他虽因晚近世变之亟而不得不走一条“法后王而不道久远之事”的致用道路，却自有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在，但他依然用融合之开放视角维系“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心旨。

10.陈寅恪(2012:206-214)认为，崔浩要建立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之理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于鲜卑部酋汉化进程的时点和节奏做了误判。当时所谓汉化，是要推崇有文化的士族，与他们合而为一，鲜卑部酋显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但亦时刻担心被汉族彻底同化。只有到了孝文帝时期，北魏才进入了新的汉化时期。

11.关于社会学、人类学等对于晚清民国史学研究的影响，参见:桑兵，20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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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威尔.1980.马克思与世界文学[M].梅绍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布洛赫，马克.1992.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寅恪.1980.陈垣《敦煌劫馀录》序[G]//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寅恪.1992.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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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2001c.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G]//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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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2012.夷夏东西说[G]//民族与中国古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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