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关键词:经学;史学;康有为;王国维;陈寅恪

作者简介: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引言:从马克思的历史观说起

谁也不会否认，社会学是晚近出现的学问,但晚近出现的学问，并不意味着仅仅拾人牙慧，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地去模仿人家，捡些余下的残羹剩饭来糊口。社会学(sociology)之所以出现，也并非只因为专门辟出了一个领域，突显出“社会”(societas或social)这个logos的解释力，而在于要对以往的学问形态做一次彻底的清算，将观念与经验相结合，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将制度与民情相结合，将国家建制与民族融合相结合，将今天强行划分开的所谓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从而奠定一种既有经验生命，又有精神传统的总体科学，开辟出一个世界历史可能的未来。不幸的是，在近三四十年里，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情状看，社会学逐渐丧失了她从前的志向和见识，沦入一种韦伯所说的既没了生身感受又丢了灵魂的漠然状态。1

今天的社会学虽然在古尔德纳(Gouldner,1967)所说的“次领域”(sub?sociology)做了很多工作，却很少进入到经验现象的复杂肌理中来透视总体生活的全貌。社会学者或者仅凭自己的一种抽象立场、价值或信念来要求整个世界，成为极端意见的僭主;或者通过千变万化的程序计算，来把玩和取代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体验，而成为数学技术的傀儡;或者通过市场和体制配置资源，在一连串的课题和项目中忙得晕头转向，在大笔研究资金的收放过程中享受着管人和花钱的乐趣。当这样的学问成为一种国际潮流，自然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敬重，无论确立怎样的标准和规范，研究本身也不免成为资本与雇佣劳动或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学术连同生命一起沉沦成一种末日状态。

然而，社会学在其产生的那一刻，表现出来的却是要从这种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的勇气。社会学是应时代之巨变而产生的，她对于现代危机的体验、认识和判断，来源于多方面的深刻感受力和分析力，从经验、历史和观念的综合层面，从结构、机制和行动的多重维度出发，见微知著，通过一个个具体现象来呈现经验总体的构成逻辑以及不同区域和文明相互碰撞和交织而成的世界历史。正因为社会学自形成伊始就放眼整个世界的经验与历史，所以对于诸文明发展中的思想史、制度史以及社会史具有总体把握的能力，同时努力深入现实生活的完整经验世界之中，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才会成为一门全新的科学。今天回过头来看，几乎所有的经典社会学家的历史和理论著作，都有这样的鲜明特色。

“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1979:38)为新的科学概括的一种基本方法，其目的是要将其观念的基础植根于具体而完整的经验世界之中，并升华为新的经验和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二次航程”。他对贫困哲学的批判，在于那些深深陷入观念世界的思想家们无意也无力去感受人们当下的实存，就像D.H.劳伦斯(2006)笔下的查泰莱先生一样，在对待他的雇佣工人的残酷外表下是一具无能的身体。马克思(1972,2002)从商品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人在物化生产中的价值(一般价值或抽象劳动)及其宗教形态(即商品或货币拜物教)，正是一个从具体经验现象出发来获得总体解释的范例。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却成为蕴藏着整个世界的最大秘密。《资本论》中的商品，正是物化劳动中人的本质，而商品生产中凝结的关系，也是现实中的人的社会关系以及西方传统议题中的基督教和国家的关系走入市民社会的写照。

马克思的学说，是经典社会学研究的代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力求向经验具体的提升，恰恰说明任何现实的经验，都不因其仅是现实的而成为整全的经验体。现实的经验是一种历史的构成，也是历史向未来伸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库诺，2006)。不过，这里所说的历史，不光表现为一种线性时间上的历史发生次序，更具有多重的历史维度，历史是以不同的方式构成现实的社会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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