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现代思想变局之第二波: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史学转化

康有为的经学变革，可谓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第一波浪潮。这潮流汹涌澎湃，不仅提出了全盘革新的思路，又石破天惊地展现出天演公理和大同秩序的理想。不过，这种思想变局虽一时呈摧枯拉朽之势，却因有着极强的观念的抽象性，成为了此后激进革命的动力之源。康有为的“去界说”，具有社会夷平化的强大力量，三世大同说起先虽在经学领域里成型，却已成经学传统的绝响。梁启超、严复等都准确地把握了这一脉搏，既然经学的自我革命不可逆转，唯有革命的史学和全新的群学才是开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的思想利器。康有为虽然后来成了“保皇派”，却早已在之后那些革命家的脑海中种下了激进思想的种子，一旦要从传统出发进行彻底革命，最终就会成为一种控制不住的激情，革掉传统的命，革掉历史的命。

对此种潮流的反戈，章太炎最为猛烈。虽说他的革命思想更激进，但他对康有为借公羊来解《春秋》三世之义的抽象历史哲学大为不满。章太炎(2003:179)认为，“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若局于《公羊》取义之说，徒以三世、三统大言相扇，而视一切历史为刍狗，则违于孔氏远矣!”章太炎以重订《訄书》为机，舍弃了曾受康有为影响“援今文义说古文经”的取径，而尊崇古文经学的传统，明确指出“孔氏，古良史也。……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章太炎，2000:51)。简言之，康章之别，即是究竟由经学到宗教还是由经学到史学的差别。7章太炎批评康有为仅依《公羊》断史，无视国史几千年之传承与流变，用武断的普遍历史观代替具体历史的凝重与温情，因而在国变与世变之亟，应走出一条经学的史学化道路，“铸古文经学为史学”，立国化民，用历史来凝集中华之民族精神。

章太炎承“六经皆史”，多是在义理上做文章，而实现经学与史学的现代转化，并融合晚近的社会科学方法来治史的学问家，当属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与同时代的史学家一起，掀起了一场重新奠基中国文明精神的国史运动。8王国维之弟王国华曾这样评价其兄:“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参见王国维，1983)。王国维(2001b:875)本人也是这样说的:“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由此可见，王国维治史，并未倚重古今某派，亦不在意新学与旧学之分，似乎对于中西之别也没有那样敏感。一般人认为，上述引文说明的只是一种学者应有的持中态度，但细绎之却含义颇深。在王国维看来，时下中国之历史变局以及走出此变局的文明再生，既不应拘泥于古今中西的差别与对立，又必须重新体认自身文化之本体。“本”不离其“变”，“变”不失其“本”，才是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正是这样的继往开来之工作，才要有浓烈的情感和沥血的心力。对此，陈寅恪(1992:502)理解得最透彻:“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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