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大：在您抵达北京之后，是如何度过那一段时光的？

横山广子：在我抵达北京之前，费孝通老师已经为我张罗好了北京的研究环境。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宋蜀华老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接收我。宋老师从事傣族研究，曾留学澳大利亚，是一位很温和的老师。我当时住在四号楼外国留学生宿舍，每天上午都去参加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中文课程，下午则去旁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的民族学课程，或者去图书馆阅读文献。此外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拜访住在中央民族学院家属宿舍的费老师，直接跟他确认《生育制度》翻译上遇到的问题，完成该书的翻译稿。

张人大：那后来又是如何实现由北京转赴云南的呢？

横山广子：时任云南民族学院名誉院长的马曜老师一行等人访美而路经北京。宋老师跟马老师交谈并提了我的事情。在马老师一行结束访美行程并由北京返回云南的1983 年12月初，在中央民族学院我第一次见到了马曜老师。我跟马老师说明了我个人的研究经历，并谈了自己想要在云南做田野调查的想法。当时马老师对我说：“虽然没有先例可以参考，不过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必须先要去到云南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因此尽早奔赴昆明一事当时就已拍板。此后刚过完年我就正式接到了云南方面的联络，并于1984年1月27日凌晨由北京出发抵达了昆明。

从北京到云南

张人大?：在您抵达昆明之后又以什么样的身份滞留的呢？

横山广子?：在马老师的安排之下，云南民族学院和设于民族学院内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双方同时接收的形式。在抵达昆明的三天之后，民族研究所的王叔武老师等人访问了我，通知我之前在北京所提交的田野调查研究计划的云南方面的审核结果。尽管在该研究计划中我提交的第一志愿是纳西族调查，但是，由于当时还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只提交一个申请备选项的话，一旦被拒绝那情况就很麻烦，因此事实上除了纳西族，我还列举了以藏缅语系为中心的另外9个民族作为备选。当时我已经通读了居住于从东南亚直至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大量相关文献，所以无论批准下来是哪个民族，对于文献理解工作我是有足够的信心的。但是王老师告诉我，可以进行调查的备选项只有石林的彝族，也就是撒尼，或者是大理的白族。我选择了白族。刚才也说了，一方面1982 年的夏天我已经去过大理，另外一方面我此时已经知道有关大理白族过去有两本英文专著出版。一本是C. P. Fitzgerald 在1930年代于大理进行的调查基础之上所写的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1941)，另外一本是Francis L. K. Hsu（许烺光）根据1940年代初期的考察所著的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1949)。此外，还有一个预设调查时间的问题。我当时提交的研究计划书之上并没有具体写明调查时长期限，这一点也被王老师质疑。不过，当时我是故意没有具体写明。为什么呢？因为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室的通例是，对于诸如此类并非很轻易地说去就去的海外调查，一般说来，最少也得一年时间，理想情况下，需要两年在当地进行考察。待够一年的情况下，调查者可以观察到完整的经济活动和季节性节日，可以了解当地的整体性。假如在第一年出现什么例外的情况，我们在第二年也可以进行再观察了解，调查补充。但是，之前也已经说过，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甚至短期也是史无前例。所以我并没有具体写明调查期间。当时当场被王老师问及，我回答了三个月。

张人大?：您为何做出三个月这个判断？

横山广子?：在我读过的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的相关调查报告中，在我印象中调查时间都非常短暂。就算长一些的也就是1—3 个月的时间。但是王老师告诉我时间还是太长，不过他也没有说要缩短调查时间。之后，为了调查我决定还是先开始学习白族话。

张人大?：不过这么看来刚到昆明几天时间里还是有了很多进展的。

横山广子?：是的。在马老师的安排之下，云南民族学院的对应很友好且快速。我记得那一年阳历2月2日是春节，大年初一和初二，他们带我参观了昆明郊外的彝族村庄。回来之后的大后天我见到了我的第一位白族话老师，出生于大理的杨国才老师。当时并没有白族话的教材，杨老师参考其他的语言教学教材，比如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场景在白族话里该怎么说的之类的，模仿里面的教授内容给我教授白族话。我将这些内容用国际音标记在笔记本上再进行学习。除此之外，杨老师与我年龄相仿，而且同为女性，所以她后来也陪我一起参加了最初的大理调查。另外一方面，当时马曜老师认为对云南民族史的理解作为基础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给了我一本《云南各族古代史略》。马曜老师和王叔武老师甚至多次来到在云南民族学院北院内的宿舍给我讲授民族史。在此之前后，时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杜玉亭老师也给我了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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