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大：您当时是由于何种理由而从事中国研究的呢？

横山广子：在本科时代，我对东南亚的山地少数民族非常感兴趣。那时候，一方面已经有来自于日本研究者的东南亚的调查报告。另一方面关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山区的少数民族， 英文论文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通过阅读这些文献，我的毕业论文是围绕着东南亚山地民族的宗教信仰而展开的。进入硕士课程之后，感觉东南亚相关的文献依然是最容易入手的，因此我用那些资料继续研究东南亚。因为那时候硕士阶段的田野考察只在日本国内，去到海外从事田野调查并撰写硕士论文的人几乎不存在。

张人大：现如今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也基本如此。比如现在我接受的指导也是要求在硕士阶段首先扎实地做好文献研究。

横山广子：从事文献研究，选定一个有丰富文献的主题或者地域这一点非常关键。在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专业中，从本科阶段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时，老师们首先建议研究异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自文化研究里，文化对于研究者自身来说是一种天生的、自然而然地习得的东西，一切都过于熟知，所以很难客观地进行研究。对于人类学的初学者，首先通过研究异文化来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假如对日本文化有兴趣以后可以再回过头来从事研究。当时的东京大学的教授们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的。我本人当时对日本文化也感兴趣。关于在毕业论文中讨论了东南亚大陆地区的山地民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有相似的地方，从跟日本比较的角度来看东南亚我认为也很有意思。之后在硕士课程中，我把研究对象转变为东南亚地区多数派的平地民族社会。平地民族和山地民族之间的确存在着文化和社会性的差异。为了深入研究山地民族文化，还是有必要了解作为多数派的平地民族。由于我对文化差异比较感兴趣，所以开始研究了儿童成长的过程，即文化化或社会化这一过程。文化化的过程，是一个孩子获得他所出生的社会文化并逐渐成长为成年人的过程。我在思考是否能够通过关注儿童学习并掌握自身文化的过程来研究文化的差异。因此，在硕士论文中我通过收集东南亚各国平地民族的文献资料，做了儿童文化化的共同点和差异的比较研究。而且，在撰写硕士论文前后，不仅仅局限于自己所追求的主题和民族本身，我还阅读了关于东南亚大陆区域各种不同民族的相关论文。东南亚的山区人，原本几乎都是居住于中国国内的。由此，也开始收集和阅读中国少数民族相关的文献。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纳西族的英文资料。例如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安东尼·杰克逊（Anthony Jackson）等人的研究。洛克于1920年代进入丽江地区，虽然他本身是植物学者，却通过使用历史资料做出了有关纳西族历史和文化的高质量研究。我又精读了关于他的东巴经典的文献。杰克逊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地研究，而是使用洛克等人的文献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也是很有魅力的研究。当初日本可以入手的中文文献都是局限于20世纪上半叶所发表的。直至80年代，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才逐渐出版，在日本也能入手阅读。当时，虽然外国人还的确无法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但是我认为只是时间的问题，总会有那么一天可以实现的。因此，随着自己的兴趣抓到什么算什么，大量阅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相关文献。

张人大?：您在中国做调查研究是在成为东京大学助教之后吧？

横山广子?：是的。提交了硕士论文并结束了博士课程入学面试的当天晚上，我在家接到了大林老师的电话。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差错心惊胆战。结果是老师提前通知我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合格结果，同时告诉我系里决定提名我作为下一任新助教的候选人。当时，一方面在东京大学担任助教，完成博士论文，就可以申请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即使上博士课程拿到博士学位想留在大学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基于以上这样的考虑，我接受了大学助教这份工作。从 1981年4月起，我成为东京大学的助教，成为东京大学一名教员。

我翻译了费孝通的《生育制度》

张人大：那到最终确定进行田野调查，经过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横山广子：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系当时有两位助教，如果其中一位在大学担任助教的工作，另一位就有条件出外进行调查。在另外一名助教的前辈从非洲调查返回的时期我已经知道的时候，正好中根老师建议我申请可以获得在国外进行两年研究的资助的日本国际文化会馆的社会科学国际奖学金。我提交申请材料，并于1982年顺利通过了最后面试考核。在申请和面试阶段，我确实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在中国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虽然有诸如中根老师这样的著名教授接到邀请并访问了中国的机会，但这是访问不是调查。而且当时确实也没有外国人在中国长期进行人类学调查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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