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大：那您在申请表和面试过程中，具体提出了怎样的调查计划？

横山广子：由于中国的状况也在不断变化，所以申请表和面试考核都准备了第一志愿和替代方案来应对。虽然当时最想去的是中国云南省，但完全不清楚是否可以做实地考察。我想着先尝试进行交涉，如果困难的话就马上更改计划，前往东南亚进行调查。因此调查计划上首先表明了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准备。考虑到在东南亚有外国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实地调查，我想可以联系 Traibal Research Center 前往泰国开展调查。此外通过中根老师，与费孝通老师商量了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可能性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作为 1975年4月日本访中学术文化使节团的一员，中根老师与费老师初次会面并相互沟通了对方的研究，由于两位老师都在伦敦大学（LSE) 留学过，从此以来两位老师建立了人类学家之间深厚的信任关系。费老师于 1982 年 3 月第二次访问日本，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的中根老师在东京大学迎接了费老师。当时中根老师让我和费老师见了面。此次费老师向中根老师转达了自己的书籍在日本翻译并出版的希望。没有想到我竟得到翻译费老师著作的机会。

张人大?：因此您翻译了《生育制度》是吧。

横山广子?：当时费老师交给我两本书，并让我选择其中的一本进行翻译。一本是《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该论集收录了费老师于1978 年至1980年间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所发表的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相关论文。另外一本是《生育制度》，该书是费老师根据1940 年代在云南大学的讲座内容而写成的，于194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于1981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的。我当场答复费老师，希望翻译整体系统地展开讨论的《生育制度》。在申请国际文化会馆的奖学金之前，通过中根老师有机会见到费老师并得到翻译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幸运的。在收到奖学金之后，关于在中国开展田野研究一事，费老师首先建议我抵达中央民族学院，来了之后再逐步推进。?因此，当时确定了1983年秋访中这一目标。并努力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先完成翻译的草稿。通过这些过程，终于1983年9月30日，我抵达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

张人大：抵达北京的具体日子都还记得，的确是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在此之前，并非作为田野调查，比如说旅游呀，或者访问的形式，您去过中国或者是东南亚等地吗？

横山广子：东南亚的话，我以前参加儿童社会化的相关研究项目，去过马来西亚。中国的话去过两次。一次是1982 年的夏天， 第二次是1983年5月份的北京访问。在我赴任东京大学助教之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已通过各种形式逐渐开展。在东京都立大学（现首都大学东京）的中国文学研究室之下，设有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当时该研究会邀请了中国著名民间文学研究者贾芝先生举办了一场讲座。我也去听了。在讲座之后的联谊会上，作为民间故事研究会运营者的东京都立大学饭仓照平教授向会员宣布了于1982年夏天访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策划的通知。当时，虽然已经有日本人前往中国的大都市旅游，但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对外未开放地区，无法去访问。而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与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会进行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日本方面的中国访问也在进行着。听说他们要去云南省和贵州省，我对坐在旁边的饭仓老师说：“我非常羡慕。”饭仓老师就问我：“横山你也想一起去吗？”得到我“当然了”的回答之后，饭仓老师向我说明由于这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的会员访问团，在成为研究会的会员之后就可以一起参加。我非常高兴地当即支付了少额的年会费，当场成为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的会员。这样，1982年8月我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的访中团员参加了贵州省苗族的吃新节，以及云南省大理的火把节的参观学习旅程。之后看来与大理也是有奇妙的缘分吧。无论是在贵州还是云南，都是从省会直接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几乎没有时间参观城市，不过参观了这两个节日真的特别有意义，而且很愉快。

张人大：1980年代在中国进行真正的田野调查研究，横山老师说来也是日本人类学家当中的第一人。您还记得当时怀的是怎样的心情吗？有不安吗？

横山广子：不安倒没有。幸运的是自从1982年3月见了费老师以后，1983年秋天离开日本之前，也以多种方式与中国方面的老师进行了接触。此外，我当时也是考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全力去做，所以并没有感到不安。首先，为了在日本长期调查研究国际人类学的发展趋势，费孝通老师在自己的弟子中选出了中央民族学院的胡起望和索文清两位老师，派遣到中根老师这里来进修。两位老师于1982 年12月抵达日本，而我帮助他们办理外国人注册手续以及陪同外出等等。这样的接触实际上也增加了我学习和使用中文的机会。另外，此时中日两方面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兴盛，比如我在日本和来日出席学术会议的宋蜀华和林耀华两位老师也见了面。之后的第二次访问中国是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佐佐木高明老师的关照下实现的。我接到佐佐木老师的亲切的电话，说是我如果根据1983年5 月民博访中团的日程，自己同时能够赴北京的话，可以在北京给我介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们。我是之前通过大林老师才得以认识佐佐木老师的。大林老师于1981至1987年兼任民博的客座教授，并作为代表推进了名为 “东南亚和大洋洲文化群研究”的项目。这是一个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及全日本的大学在做有关东南亚和大洋洲这一区域的研究员都参加的超大型研究项目。该项目涉及东南亚和大洋洲将近240个民族团体，通过文献分析来确认340种文化因素的存在与否，并使用电脑统计分析、提取出所谓的“文化群”。我也参加了这个联合研究项目，协助大林老师的管理工作，直到我去中国之前，每年2—3个月一次的频率参加在民博举办的研究会。通过参加这个项目，我有机会了解民博以及国内参与者的研究内容和人品个性等。而且因为在日本人当中在中国展开真正田野考察也是史无前例，当时作为民博里的项目负责人的佐佐木老师也很关心我，给我安排了那样机会。所以在北京，和上面所说的两个部门的老师们见了面，尤其是胡起望和索文清两位老师的家人邀请我拜访了他们家，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并且能够将两位老师的日本的生活转达给他们家人，的确是特别愉快的事情。胡老师的夫人项美珍老师和索老师的夫人刘晓老师当时都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后来我长期逗留北京之时，无论是研究上还是生活上都给过我很大的帮助。因此，在1983年秋天抵达北京之前，其实我已经认识了很多人，并且已经了解到大家都很亲切，所以当时并没有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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