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满：今天是难得的机会，请森教授就“地域社会论”概念为我们作进一步的阐述。

森正夫：“地域社会论”概念的核心部分，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作为实体概念的地域社会，拥有一定具体的地理领域；二是作为方法概念的地域社会，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的“场”，是广义上再生产的“场”。这里使用的地域社会指的是后者，即作为方法概念意义上的地域社会。

为什么使用“广义上再生产的‘场’”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历史学的主导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广义上再生产的‘场’”这个概念，是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我用这个概念解释地域社会，就比较容易被人接受。

地域社会观点的特征在于，具有对立、差异的每个人，同时相互之间又有统一、合作。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统一与合作的契机，不仅存在于地域社会的“场”，同时也包含意识范畴在内。因为我们主张的“地域社会”，始终是观点和方法的概念。

1981年，我对1945年以来的日本明清史研究和自己以前的研究持有如下看法：第一，尚未展开对不同于阶级对立的社会统合过程的探讨；第二，没有充分关注阶级矛盾和社会统合同时成立的“场”之存在和功能；第三，对于维持社会统合的社会秩序、秩序意识的关注较为薄弱。

至于我自己，通过对抗租运动的研究，较为关注江南、福建的民众动向。1972年之前主要围绕佃农的活动，1973年以后开始注意福建抗租运动中土豪的作用，同时也注意到南方的无赖和奴仆，以及城市民众多样且复杂的反抗活动。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逐步搜罗并阅读地方志的“风俗”部分，了解明末全国各地之秩序意识的显著变化。另外，我还受到明清史研究前辈们的影响，对乡绅或是处士阶层展开了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全面掌握广义再生产的‘场’（地方）、人生存的基本‘场’（地方）”，提出了“地域社会”的方法和概念。

关于我的“地域社会论”，2006年曾有两位中国学者，即北京大学的赵世瑜教授和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的施添福教授在开展区域社会研究的同时，对“地域社会”概念作了介绍和评论。

地域社会概念所面临的课题，从最初提出到今天，已经过了30多年。中国史研究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是否还停留在上述三个判断之上呢？换句话说，“地域社会”的概念、方法以及上面提出的问题，今天还有效吗？

中国史研究于我是外国史研究，我和赵世瑜、施添福两位先生不一样。但是我认为身为活动于现代世界的人类之一员，有责任对人类的历史展开探讨。从这一角度来说，以下我将补充提到的两个问题，都是历史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

第一，郑振满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中国历代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此相比较，尽管在我的地域社会论之理论构成中，从逻辑架构上探讨过“国家”的存在及其作用，但并不十分明确。

第二，地域社会本身在各个历史时期乃至现代都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课题。例如，在中国南方山区地域社会，一般都存在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关联的森林经营、人类生存环境维护等异常深刻的课题。有关这个课题，我的《地域社会与森林：传统与现代》和其他学者的论文都有所讨论。再如，今天日本的社会，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面临人口严重减少，某些地域社会本身甚至濒临覆灭的危机。同样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的城市或农村均普遍存在。此外，还有诸如年青一代的历史意识逐渐减退等现实性问题。我在2014年介绍地域社会论的特性、背景及相关课题的文章中，曾讨论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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