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兴技术对信息与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具有决定性影响

新兴技术攸关信息与网络安全。针对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安全问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Daniel R. Coats）在2017年5月的一次听证会上警告：“美国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展可能会让美国在网络攻击面前变得更加脆弱，削弱美国应对此类攻击的防御能力，提高外国武器和情报系统的有效性和能力。”量子加密或量子密钥分发、量子密码分析对于信息安全更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关于5G，美国政界和智库界谈论最多的就是该技术领域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与挑战。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Wray）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称：“我们对任何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外国公司或实体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获得权力的风险深感关切。这些风险包括削弱我们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控制能力、恶意修改或窃取信息以及难以被发现的间谍活动。”

美国将新兴技术安全化，既体现了新兴技术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发展新兴技术的动因和最好借口，即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是永远的“正确政治”。

新兴技术意识形态化

新兴技术成为地缘政治主要战场的另一体现，就是美国政府赋予新兴技术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将中美技术差异与两国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对等起来。

一、美国赋予新兴技术以意识形态色彩

特朗普白宫科技政策顾问、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克拉佐斯（Michael Kratsios）在谈到中美两国发展新兴技术的差异时强调：“中国以威权模式推动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而美国则以反映自由、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价值观方式，来推动新兴技术的发展。”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克拉佐斯强调：“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推进的人工智能创新与专制政府推进的创新形成鲜明对比。专制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公司开发和部署能够破坏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技术……应对这种反乌托邦方法的最佳方式是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处于人工智能创新的核心枢纽。”

5G技术及其产品也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Gary Shapiro)在谈到美中两国在5G领域的竞争时指出：“竞争与其说是关于技术，不如说是关于技术在正确或错误的手中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Pelosi）则不厌其烦地称：“接受中国华为的5G技术相当于选择威权体制而非民主制度。”在2020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佩洛西警告欧洲盟友：“就我们的价值观和治理而言，选择华为将付出巨大代价。”她表示：“这与经济优势无关，而与价值紧迫性有关……我们选择民主。”新兴技术被美国政客融入了意识形态叙事，成为不同价值观认知的竞争。

二、中国新兴技术在海外的拓展被视为中国治理模式的传播

美国政客指责中国利用技术优势尤其是数字技术优势，向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推广和传播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美国认为，中国正在通过 “数字丝绸之路”，把建立在威权体制基础上的智慧城市/安全城市平台/智慧警务等推广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对美国倡导的自由开放的治理模式构成威胁与挑战。更有甚者，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鲍勃·梅内德兹（Bob Menendez）诬称中国治理模式是“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Authoritarianism）；指责中国正在利用全部政策工具，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按照自身偏好塑造数字领域，“为发展、扩大、输出数字威权主义并使之制度化做出各种协同努力，试图使其成为数字领域未来的治理模式”；如果中国取得成功，“将书写未来的网络空间规则”。美国政界担心，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及其应用使中国有能力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如果中国的创新、标准、制度和政策被其他国家广泛采用，那将使中国获得技术和政治优势，这显然是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

三、特朗普政府在新兴技术领域筹建“价值观集团”

出于遏制“数字威权主义”的考虑，特朗普政府努力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协调政策，以便制定新兴技术开发的国际规则、规范和标准。特朗普政府认为，志趣相投的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将有助于提升其政策在新兴技术研发、供应链多样性和安全性、标准制定、多边出口管制以及打击对技术的非法使用等方面的效力。因此，为了实现必要的协调与合作，美国尝试以价值观念为标准，领导建立一个新兴技术政策多边集团以协调多国技术政策，保护和促进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技术领域，并塑造使用新兴技术的集体规范和价值观。在美国的设想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荷兰、韩国和英国等国将构成该组织的核心成员。这个“价值观集团”将在5G、半导体、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物联网和其他重要技术上进行合作。

文章来源：《经济视野》 网址: http://www.jjsyzz.cn/zonghexinwen/2020/1030/7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