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寻求经济利益的冲动使中国的流动人口与日俱增，而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被访者的生命过程。她们亲眼目睹并体验了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从而有机会走上与其父辈甚至祖辈完全不同的道路。Y某(1966年生，农民，初中毕业，来韩国10年，在饭店跑堂，有子女1名)发现，自己完全有希望过上与其父母不同的生活，再也不用死守在一个地方。对朝鲜族女性而言，和其他途径或手段相比，流动即离开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更容易实现她们所期待的未来。由此，通过流动改变生活开始被视为“正常的生命历程”而被接受下来，而所有的这些可能性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市场经济，“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打破了一直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16]。对于Z某(1965年生，高中毕业，企业工人，来韩国8年，在饭店跑堂，有子女1名)来说，韩国行是新的生活机会的前提，是设计未来美好生活的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变迁，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不仅改变了朝鲜族社会，而且也改变了朝鲜族个体的“正常生活”。在此之前，大多数被访者虽然接受了中等甚至高等教育，但是她们很少设想过离开朝鲜族聚居地，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朝鲜族女性来说，除非是考上大学、参军或者被招工，摆脱农村生活和农民身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朝鲜族农村妇女来说，除了极少部分女性在大学毕业后能到城里工作，大部分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被访者大都表示，她们从小就视生产劳动为理所当然之事，当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她们需要承担的劳动责任在程度上多少有所不同。大多数朝鲜族女性的生活基本上以结婚为明显的分界线：在婚前，基本上不需要担心家庭生计问题，而在婚后，除了生育和抚育子女外，她们还要承担家庭生计。

现有研究及访谈结果都显示，与汉族相比，朝鲜族社会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更明显。除了生产劳动之外，朝鲜族女性还要承担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这一点与中国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中国，人们常用“妇女能顶半边天”来比喻女性的作用和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在强调男女平等，强调女性社会地位的同时，在集体生产中也强调不论性别都要平等地参加劳动。这样，朝鲜族女性在婚后一直承担生产和生育双重劳动。至于城里的职业女性，虽然大多拥有稳定的工作，子女由单位托儿所照看，或者交给婆家或娘家父母照顾，但她们也表示国内的生活比起在韩国的务工生活更沉重。被访者H某(1958年生，中专毕业，来韩国20年，在市场卖服装，有子女2名)说，“我和公婆一起住，家里小叔子小姑子都没结婚，也一起住。用钱的地方特别多。我在书店上班，从早上8点上班，到晚上5点，一直在书店卖书。周末，把店里的书拿到乡下去卖，然后在农村买蜂蜜啊，木耳啊，山野菜啥的，再弄到市场去卖。那么远的路，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在山路上来回。当时也不知道胆子怎么那么大。我丈夫从来不做这种活。有的时候，为了赶路，早晨三、四点从家走，晚上半夜到家，舀一瓢缸里的水，没等喝完，就瘫倒在炕上了。”相反，大部分农村女性由于和亲戚(娘家，特别是婆家)住在一个村里，很多家务工作可以在家族内部得到分担。但无论如何，朝鲜族已婚女性都要扮演生产和生育的双重角色。如果说职业女性的经济生活还算相对稳定的话，那么农村女性在承担艰苦繁重的劳作同时，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农村生活和农民身份带来的子女教育机会匮乏和学费等剧增的经济负担。这样，生活在落后农村的朝鲜族女性很快就意识到向城市[注]、向外国(主要是韩国)流动的必要性。而对于那些在来韩国之前有基本经济保障的城市职业女性来说，她们最终也意识到流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如果丈夫职业不稳定(如工厂倒闭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自己面临退休(当时大部分单位的女性正式退休年龄是50周岁)，韩国行就成为她们生命某个阶段中的最佳机会。当然，她们也知晓韩国行意味着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而且她们也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在韩国劳动的恶劣环境和被歧视的差别待遇，但这并不能阻挡她们流动的渴望。能够赚到比在中国高出六、七倍工资的事实，即便对职业女性也是难以抵挡的诱惑(Z某、H某)。

朝鲜族流动女性在韩国大多从事饭店、清洁、看护等服务行业的3D工种，是韩国劳务市场的低廉劳动力，尽管如此，她们比起朝鲜族男性工作机会更多，收入也更稳定，更能攒下钱，所以对于朝鲜族家庭来说，女性外出流动是反复权衡后的最佳选择。到有赚钱机会的地方打工不仅对朝鲜族家庭是自然和正常的事情，而且对已婚朝鲜族女性来说也是一种主动选择，是在“明知”无法照顾子女的后果的情况下还是“必须”要做的事情(J某，1963年生，大专毕业，来韩国11年，在医院做看护，有子女1名)。既然劳动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避免，那么在哪里赚钱、能赚多少钱就比起劳动强度更重要了。大多数被访者都表示，“反正都是受累，那还不如干能赚更多钱的活”。另外，对于一直承担全部家务劳动的同时还要从事生产劳动的朝鲜族女性来说，流动不仅是实现生产劳动的责任而无法回避的选择，也是从繁重的双重劳动(生产劳动和生育劳动)获得“解放”的机会。正如X某(1961年生，初中毕业，农民，来韩国11年，在饭店后厨打工，有子女2名)所说，“在韩国饭店打工，和农活比起来啥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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