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当我们谈到离散的时候往往认为，离散者处于既不属于母国(想象的共同体)，也不属于定居国的边缘地位，但现在跨国流动者处于“属于任一地方”的跨国网络之中，他们并没有处于强制性离散造成的悲惨生活中，也没有从流出地连根拔起，相反和流出地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流入地不再是流动者的唯一据点(base)，而是暂时中转站(points of passage or way stations)。[9]最近也有经验研究表明，对于跨国流动者而言，“四海为家”是有可能的。跨国流动者之所以能够“扎根四海”，是因为民族认同在持续发挥作用的同时，流动的生活、多场域的特殊经历以及向上的社会流动，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10]离开落后的流出地(发展中国家)的流动者发现，跨国移民让他们享受到了流入地(发达国家)的各种好处，而其中的一些好处他们以汇款形式送给留在家乡的亲属。他们虽然离开家乡，但他们的流动却给流出地带来变化，而他们也对流入地也不无眷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人及其后裔和流出地的关系渐行渐远，他们开始重新适应流入地这一新的环境，并将眷恋和承诺倾注到自己实际生活的地方。[11]

朝鲜族的韩国行是否属于“离散与回归”？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但从聚焦行动者的跨国主义视角，从一个民族持续离散的历史而言，对考察“作为离散者的同胞”和“作为流动者的外国人”之间微妙关系而言，朝鲜族向韩国的跨国流动是绝佳的个案。当然，当代朝鲜族韩国流动并不存在强制性的离散经验，大部分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是以劳务输出为主，不过与在韩务工的其他外国流动者不同的是，他们要面对更多样化的冲突和困境。就此而言，关注场景的双重性或连接性的跨国主义视角，有助于理解当代朝鲜族跨国流动。另外，从跨国流动的经验研究来看，与其说流动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离开家乡的“事实”，倒不如说他们视流动为其漫长生命历程的“一时”行为。[9]35-49他们之所以接受流动带来的家庭分离，是因为相信并期待有朝一日再次相聚。当然他们也明白这种期待不会轻易实现，他们只是相信这种流动生活是暂时的，而这意味着他们将流动和生命历程密切联系起来。

生命历程是将社会变迁及其发生的历时性时空与身处其中的个人生命史联系起来的理论和视角，把生活经验发生重大变化的个人史置于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去考察(contextualist perspective)。特定社会变迁以独特的方式塑造置身于特定社会变迁的时间和空间的个人生活，而个人对社会变迁的反应或回应则反过来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具体内容。[12]基于结构和行为这种双向关系认识的生命历程视角特别关注特定同期组群(cohort)的共有经验，将拥有相同历史经验的同期组群如何以独特方式回应社会变迁为主要分析对象，而不是个别化的个人。在这里，个人不再是“自我行为者”(biographical actors)[13]10，或绝对遵守社会规范的顺从者，或追求主观能动性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而是拥有时间性的自我主导型的行为者。在理解个人对社会结构的反应方面，关键要素是个人生命史。个人生命史常常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是社会变迁的微观载体。个人面对社会变迁时，都会做出不同的回应、不同的选择。通常情况下，个人尽管面对社会结构变化，但其长久形成的惯习和态度却有保持不变的趋势。[13]11 个体面对生命历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都会迅速做出回应，同时相信这种变化的“暂时性”。在跨国流动过程中，流动更容易被视为“暂时的生命过程”。当然，根据世代、性别、阶层的不同，个人对流动在其生命历程中的意义和流动的“暂时性”程度会有所不同。鉴于此，本文聚焦朝鲜族跨国流动女性的个人生命史，特别是朝鲜族女性流动前后具体生活实践的差异和冲突，来考察她们作为行动主体介入跨国流动的过程和结果，通过流动者的空间“在场”和“不在场”的关联性(即空间双重性)及其与流动者生命历程(life course)之间的交错，考察她们以何种方式接受社会变迁，如何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如何为了家庭的经济利益，为了“未来美好生活”而做出跨国流动的自主抉择。

三、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朝鲜族女性生命历程的社会结构变迁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政策。就流动而言，最大的变化是户籍制度有所松动。户籍制度深刻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不仅规范了迁移、流动，而且也衍生了城市优先、农村靠后的城乡二元社会，户口成为控制迁移的有效工具。1984年10月，国务院允许在小城镇工作的农民办理“自理粮”户口，这标志着城乡之间的严格界线开始松动。1985年，公安部出台针对迁移人口的暂住证政策。1995年后，中国开始全面发行临时居住证。这些政策规定，加上粮食、住房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逐步市场化，使得农民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容易。[14] 这样一来，中国的城市人口急速增长，而农村人口开始相应减少。据统计，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增加到1984年的23.1%，1992年的27.63%，2003年的40.53%。[15] 事实上，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远远超过了官方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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