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摆在中国人面前最严重的问题是贫穷落后，是物质生产能力低下和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只有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才能奠定现代化的基础和激发现代化的活力。因此，20世纪后期举国推进的四个现代化，是在认清了社会主要矛盾、抓住了社会根本问题的战略视野中展开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提高，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即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仅不同地区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同一地区也存在城镇乡村、社会阶层、行业职业等方面的多种不平衡。并且，物质生活的不平衡也影响了人们的价值理想、生活信念和发展预期，形成了十分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的不平衡。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影响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不平衡问题，已经不是单纯依靠发展物质生产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准能解决的，更不是仅仅是经济增长和市场发育的视野所能覆盖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本身的客观因素，如地理位置、环境资源、人力资源、市场发育、地方文化等，也有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观因素，如人口流动、市场行为、企业经营、政府行政和思想观念等。论及现代化建设的行为主体，人们通常想到的是社会成员、市场参与者和企业组织，而较少从国家角度来讨论现代化的行为主体。事实上，国家在现代化进程推进和现代化事业建设上，具有比其他行为主体更加重要的主体地位与主体作用。

在现代化的推进和建设中，国家是与个体、集体不同的行为主体。个体的现代化行动是通过个人的参与行为实现的，而企业等机构的集体现代化行为是通过组织行为实现的，二者都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中的具体存在。但国家不同，虽然国家的意志要通过领导集团和政府官员的行动来实现，但这些行动必须纳入到国家的制度体系中才能被认可是国家行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的本质是制度体系，国家意志、国家战略或国家行为都要通过制度体系的作用才能实现。

国家以何种制度体系规定和主导现代化的推进与建设，不仅是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也是其本身能否实现现代化、能否保证各项现代化事业顺利进展不可轻视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以其制度体系在推动物质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现代化事业出现了普遍的不平衡问题，并且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时，国家制度体系如何做出相应的改革、国家治理能力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推进现代化更复杂、更艰巨的任务，极大地扩展了现代化的战略视野。在扩展后的现代化视野中，不仅已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还要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作为现代化主要推动者和治理者，也要自我推进，要优化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使现代化事业在更广阔的战略视野中实现更加顺利的发展。

三、现代化水准的质量提升

尤其重要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扩展了现代化的战略视野，而且还提出了提升现代化质量或现代化水准的战略任务。事实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现代化事业的构成因素，也是现代化进程的支配权力。一方面，从构成因素上看，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定是一个有缺欠的、不完整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否达到现代化水准，或者说它是否真正符合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全民族现代化事业成败与否、兴衰与否的支配权力。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展的四个现代化进程来看，没有哪项现代化事业不是在国家通过其制度体系和政府机构的领导和支配下进行的。并且，涉及社会生活各种领域或各种层面的现代化事业，特别是在社会发展不平衡状态下，生活差异和利益分化都会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国家治理体系能否发挥有效的治理能力，是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

国家能否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实现有效治理，首先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然而，究竟如何判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了现代化?虽然人们能举出很多是否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但最根本的判断还是应当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坚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虽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强大的反作用，但它只有在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基础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时，才是进步的，也就是在根本意义上说是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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