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洛克那里，财产权名义上是通过维系“自然法”而得以保障的，因为在结束“自然状态”、建立国家政权时，签约人同意让渡了一些权利，其中就包括“处罚违反自然法的行为”，公民同意把这样的事情交给国家政权来处理。理论上看，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制定依据和评判标准。这种推定的、虚拟的自然法类似于自然科学讲的“定律”。在阿奎那看来，自然法是上帝造人时在人的意识中留下的，它需要人在后天通过理性去发现。这种观点使自然法打上了神学烙印，自然法因而也是理性法与神意法的统一。通过理性探究而洞悉自然法，与自然神学主张的通过考察大自然的方方面面来了解上帝创世的伟力和精致，是一样的意思。自然法考虑的大多是与人相关的“事理”而非与一般物相关的“物理”。现实中对哪些行为符合自然法，理解和操作上有相当大的弹性。如果扩展一下，令自然法也涵盖人事之外的所有事物，就涉及人对物的利用权限和合法性。比如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某类采矿是不被允许的，而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就是允许的；对于允许的，征收的环境税也可以相差巨大。那么，谁能轻松访问（指洞悉、看见）“自然法”（指大自然本身运行所满足的规律、规则）呢?谁代表大自然?如何处理密尔（John S. Mill）的自然悖论或困境?

密尔在《论自然》一文的结尾处概括了一个著名的悖论。他说，“自然”这个词有两个主要意思。第一是指整个事物系统，包含事物的所有特征的集合；第二是指除了人之介入的所有可能事情。按“自然”的第一种意思，“人应当遵从自然”这一教导毫无意义，因为人根本无能力做出不遵从自然的事情来；人所做的一切均服从于几条或多条自然的物质或精神定律。按这种理解，人无论如何做都不需要负道德责任，因为都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针对“自然”的第二种意思，密尔特别强调，按照“人应当遵从自然”或“使事物的自发发生成为其自愿行动的模式”这一信条，同样不理性和不道德。不理性是因为，人的所有行动，包括一切有益的行动，不管怎样做，都会改变大自然的自发进程。不道德是因为，自然现象的进程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当人照做时，极有可能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任何人竭力模仿这样的自然行为极有可能被认作是极其邪恶的[10]。也就是说，按这种理解，人不论做什么和怎样做，都是不自然的，都不合理，甚至可能不道德。那么，人究竟应当如何行事才好?密尔的意见是，人的义务是与上帝仁慈的权能合作。不是通过模仿自然的进程而合作，而是通过坚持不懈地修补自然的进程而合作，并且这般行动时，必须坚持非常高的公正与善的标准。密尔困境和他给出的建议，凸显了行为自然与不自然、合理与不合理之划界的麻烦。也可以说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本身就不够合理。不过，就坚持较高的公正与善的标准而言，就人的行为必须融入人的判断力而言，无疑是给人启发的。

除了密尔的笼统建议，有人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念或者采用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意义生成来解决矛盾[11]。海德格尔的进路有较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围绕人的利益和意义展开（扩展了栖居条件、大地和家园的概念），并不能很好地照顾到人之外的自然世界。我们可以从演化论的角度考虑如何做才算“贯彻执行自然法”，这与罗尔斯顿三世（Holmes Rolston III）的生态整体主义思路、结论一致[12]。立法者、执法者只有非常熟悉博物学、演化论、环境美学相关内容，才有可能非常顺利地运用自然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改变的幅度、速率足够小，以保持系统的“适应性”（adaptation）。这种自然主义的进路，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亚氏的大弟子）、拉马克、林奈、达尔文、赫胥黎、杜布赞斯基、迈尔、洛伦茨、威尔逊等博物学家都非常熟悉。不是说系统中的任何适应性行为均不可以变动，只是提醒不可轻易破坏，特别是人的活动要满足最低的内外适应性。内部适应性是指行动不应当引起人之过分焦虑、忙碌、缺乏安全感；外部适应性是指行动不应当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不能减少生物多样性。非常可怕的是，现代性进程在这两个方面都展示了不良记录，并且没有好转的迹象。复兴古老的博物之学，让人切身体会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有助于深入领会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系统价值概念，既不拔高自己也不贬低自己。学者已经注意到罗尔斯顿环境伦理思想与新生物学、演化论的关联，但对其与博物学的关联强调得不够。其实，就武装百姓、转变观念而言，门槛较高的各种科学之于民众相对遥远，百姓自己无法介入其中，而门槛较低的博物学则十分贴近，百姓自己可以直接参与。布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还特意提及罗尔斯顿也是一名博物学家（Rolston was also a naturalist）[13]。当然，梭罗、利奥波德、卡森等也是博物学家[14]，许多自然文学家也是博物学家[15-16]。

文章来源：《经济视野》 网址: http://www.jjsyzz.cn/zonghexinwen/2020/1005/6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