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右翼的历史叙事中，外来移民对法国而言始终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外来移民抢劫了“本土法国人”的工作，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其携带的外来文化也有损于法兰西文化的统一性。譬如，近年来在法国思想界炙手可热的埃里克·泽穆尔竭力鼓吹法兰西认同中的天主教因素，把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大臣、政治家、思想家视为法国历史的创造者。

左派和右派之间尖锐的政治斗争促进了移民话语在当今法国社会中的广泛流行，并由此催生了各色各样的移民记忆。左派（及其代表的少数族裔）和右派构建了两种迥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移民叙事：前者倡导多元主义的文化政治，抨击共和国的“殖民原罪”，而后者则宣称要捍卫共和主义的整合模式，维护法兰西的民族认同，指责移民入侵并破坏了法国的安定团结。显而易见，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叙事都严重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它们或者遮蔽了移民群体融入法国社会的障碍，抑或抹杀了共和国整合移民的努力，因而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少数族裔与国家权力的误解、矛盾和对抗。

三

许多法国历史学家对囿于自身族群立场抑或党派偏见的移民叙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要求推进能够超越党派纷争，符合历史真相的、科学的移民史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法国史学界涌现出了一批以研究移民史见长的知名学者，热拉尔·努瓦利耶、帕特里克·韦伊、多米尼克·施耐普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表示，科学的移民史研究必须要以检讨、批判和拒绝右派的民族主义叙事与左派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为前提。

首先，要破除法兰西民族是单一种族构成的神话，它是由先后来到“六边形土地”的无数种族与族群构成的“大熔炉”。如今，此种观点已经成为法国历史学界的共识。比如，法兰西公学讲座教授帕特里克·布琼在其《法兰西世界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法兰西是一个混杂的、移民的共同体。

其次，要破除基督教的、欧洲的民族比非欧洲、非基督教的民族更容易融入法兰西民族的神话。努瓦利耶的《屠杀意大利人：1893年8月17日艾热-莫尔特事件》再现了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19世纪末，法国工人追杀意大利移民工人的血腥场景。实际上，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民族在融入法国的过程中，也流淌了不少的泪水甚至鲜血。

再次，要破除少数族裔的宗教文化阻碍他们融入法国社会的神话。施耐普令人信服地指出，由于移民群体及其后裔无法找到足够的资源，立足于法国社会，所以才无奈地诉诸其社群与宗教，以捍卫自身的权益。换言之，“共和模式”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法国社会自身出了问题，是因为其国家机构、政治制度与社会体系丧失了整合少数族裔的能力。

最后，抵制少数族裔尤其是前殖民地的移民及其后裔所建构的后殖民主义叙事，拒绝他们只把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公共机关刻画成为压迫者的极端做法。法国移民史学者普遍同意，应当严格区分社会斗争和学术研究，并警惕将族群记忆和科学史学混淆的做法。帕特里克·韦伊强调道：“历史并不是现实的奴隶。历史学家不能把当代的意识形态框架建立在过去之上，不能把今日的敏感问题强加给往昔的事件上。……历史要理解记忆，但不能简化为记忆。”

在当代法国多数移民史学者看来，若想超越偏狭的移民叙事，就不能拘泥于某个少数族裔的考察，而应当研究所有的移民群体，并把其共同命运的变化置于法国历史的整体变迁中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国移民群体的历史，需要考察法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身份证制度的演变、国籍法的颁布及其修订、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的进程、民主制度的嬗变、知识分子的转型以及交通、媒介、货币等社会治理技术的革命等重大问题。

此外，法国移民史学者也迫切希望将其研究成果直观地呈现给公众，借此塑造各个社会团体都能普遍接受的集体记忆。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法国政府于2007年批准在巴黎郊区成立了“国家移民史博物馆”。它的目标是协调政府机构、民间社团和学者，通过研究、展览与宣传，致力于勾勒“共同的历史”，提倡“共享的遗忘”，团结所有法国人的记忆。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移民史博物馆”标志着法国移民史告别了无人问津的局面，移民群体及其后裔也拥有了自己的“记忆之场”。

移民问题在法国引发的“记忆战争”以及法国移民史专家的集体反思说明，不偏不倚地研究移民群体的共有历史，消除各个族群之间的分歧与仇恨，塑造所有人都能认可的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整合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文章来源：《经济视野》 网址: http://www.jjsyzz.cn/zonghexinwen/2020/0812/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