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受西方新史学的影响，“记忆”逐渐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有学者甚至认为史学发展经历了一场“记忆的转向”。记忆研究的兴起，既与20世纪人们的时代经历有关，又与多关注底层群体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史、文化史、口述史等勃兴相关。在从事记忆研究的过程中，法国史学家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理论，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此基础上，强调记忆的“文化”维度，即“文化记忆”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记忆在民族建构和国家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期刊发的文章，既有对记忆史学影响的探讨，又分别选取了文化记忆形式中的符号和建筑物，以期对史学领域内的记忆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

法国是一个移民大国，1/5~1/3的人口是移民。移民在法国人中的比例虽高，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法国人的集体记忆里鲜有移民的色彩。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出版的重要的法国史学著作中，移民史占据的比重微乎其微。比如，乔治·杜比的《法国通史》、皮埃尔·肖奴的《法国》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法兰西特性》，对移民问题往往是一笔带过。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前两卷对移民问题更是只字不提，后面五卷虽稍有涉及，但篇幅也颇为有限。法国移民史的重要拓荒者热拉尔·努瓦利耶毫不客气地把移民群体在法国集体记忆中的缺位现象斥为“记忆的不在场”。

一

法国历史学家对移民问题的集体漠视，与二战以后法国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智识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欧洲两次成为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发生了残酷的军事冲突与种族屠杀，所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成为战后法国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禁忌，鲜有人愿意公开讨论。不难理解，长期遭受歧视的移民群体也因此很少见诸同期法国的知识世界里。同样，年鉴学派在战后法国史学界独领风骚的事实也不利于移民问题的历史化，因为它推崇中长时段的、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地理环境等因素，所以像移民问题这样隶属于短时段（即政治史）范畴的课题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唯有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总工会以及其他左翼政治组织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为了争取移民群体的支持，通常会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重要范畴。此外，“辉煌三十年”期间法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需要从伊比利亚半岛尤其是马格里布国家不断引进移民劳工，这也让绝大多数的法国民众对移民群体保持善意。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法国陷入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窘境，法国公共舆论对移民群体的看法也逐渐变得负面。法国极右势力死灰复燃，他们重拾排挤移民的歧视性话语。让-玛丽·勒庞在1972年成立的“国民阵线”把法国的诸种困境归咎于移民群体，主张驱逐外国劳工，保护法国工人，强调“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执掌权力的温和右翼则诉诸更为隐蔽的修辞，主张奉行审慎的移民政策，只选择符合法国需要的移民，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面对咄咄逼人的右派，移民群体为改变自身不利的处境，纷纷采取反制措施。最有名的集体行动当属1983年的“捍卫平等、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军”，法国左派对此积极响应。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接见了“捍卫平等、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军”的代表，左翼媒体更是将由马格里布裔青年主导的1983年大游行亲切地称为“柏尔人的行军”。不过，“柏尔人”的概念很快被右派“污名化”，变成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犯罪和骚乱的代名词，有时还和恐怖主义相连。如今，许多马格里布裔群体已经开始公开抵制歧视色彩日趋明显的“柏尔人”概念。

二

移民问题重新出现于公共视野及其引发的激烈争论，导致法国思想界围绕移民在法国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一场持续而影响深远的“记忆战争”。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虽然对移民史鲜有涉及，但它掀起的记忆史研究热潮却极大地推动了移民史的研究，尤其推动了各个移民群体重构自身群体和法国的历史关联。移居法国的少数族群，如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葡萄牙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黎巴嫩人、塞内加尔人、越南人等纷纷书写各自的历史，并强调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领域对法国作出的贡献。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少数族裔开始强调自己所属宗教、语言与文化的特殊性与正当性；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流行，则让前殖民地的移民及其后裔倾向于将其目前承受的诸种痛苦和法国殖民母国的历史相连。也就是说，对自身族群的歌颂和对法兰西共和国“殖民原罪”的谴责，是绝大多数移民史著作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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