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全球史观视野下对隋炀帝评价,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一、“俭”与“奢”的碰撞:对隋炀帝的再认识
中国文化自古自成体系,与西方文化在众多方面都处于相对立的状态。从生活方式的沿袭角度来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另一大分歧即为推崇节俭与热衷享乐的区别。
古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希腊靠着发达的航海业和成熟的沿海贸易,从海外向本土运回了大量金币,罗马帝国靠对外扩张而获取被征服国全部的财富、土地和人民。通过航海贸易和征服而积淀下来的经济基础促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肯定人生而有欲望、有享乐的需求,因此,希腊的奴隶交易业发达,希腊的富人热衷于购买大批的奴隶为自己的享乐服务,并自建豪华浴室,在其中消磨自娱。
罗马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修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和神庙,用大理石建造出这些至今仍然不朽的享乐所,政府向民众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戏剧”,公元 106 年,罗马帝国对达西亚王国战役大获全胜,迫使达西亚国王德凯巴鲁斯自刺身亡,为庆祝这一次重要的胜利,罗马帝国统治者图拉真在罗马城举办了盛大而漫长的庆祝活动,长达 123 天。
在以古罗马和古希腊为代表的古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享乐是人生的目的。 而中国文化则恐惧、敌视欲望。数千年来一直在小农经济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中原大地无法承担足够的享乐需求。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享乐文化,在中原地区以农耕文明为主,这种受制于天和地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中华文明无法推崇享乐主义,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保证正常而稳定的农业生产,中原大地所滋养出的文化更提倡一种节欲人生观,朱熹将各类对享乐追求的都归类为人欲,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加之古代物质供应普遍较为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不当行为和超出供应的需求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游观”、“田猎”、“巡访”,这些使帝王离开皇宫,不事政务的游乐活动,始终被认为含有巨大的危险。从春秋战国时起,不断有人著书立作,规谏君主远离游猎,少兴土木,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隋炀帝一生,他始终性喜奢靡,追求物质享受,不知“勤俭节约”为何物;行大有为之事,广征民役,征战与兴修土木共举,不知“清静无为”是何物,故而被后世批判为“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种种做法背离了中国固有几千年的“节俭文化”传统,终成大家口口相传的“荒淫暴君”,后人再难关注其疆域观、他所规划的国家蓝图和他为践行“大一统”理想而所行之事,对其评价存在偏颇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
二、《隋书》对炀帝评价有偏颇之处
其一,唐朝于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开始修《隋书》,直至高宗显庆元年(公元 656 年)方始成书,总耗时间大约三十五年,其历程与享国仅三十八年的隋朝几乎持平。虽然期间经历了“绵历数载,不就而罢”的间歇,但也不过仅中止了数年,旋即又复工而修,因而修史的时间仍然较长。值得关注的是,《隋书》三十卷的篇幅实在并不算浩繁。反观唐修的“五代史”中的另外四部,《梁书》、《陈书》、《北齐书》三部,皆由一个人独力完成。
其二,《隋书》的总编纂署名是魏征,这其中的疑点更多。首先,《隋书》成于众人之手,参与者众多,且皆是历史上才名颇盛的名士贤人。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中书令封德彝、舍人颜师古开始修撰隋史;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左仆射房乔总监、给事中孔颖达、著作郎许敬宗先后都承担撰写工作;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修五代史志,而这些成果“后又编第入隋书”,也成为隋书的一部分;最终在显庆元年,由长孙无忌“诣朝堂上进,诏藏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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