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根据明代民间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可以明了，经济全球化前夜(15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悄然发生了白银的市场崛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并非出于国家法令推行，而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可视为中国古代经济转型的新起点。仅从制度史出发研究明代白银问题，是有局限的，无法揭示白银从市场崛起、代表的是早期市场经济的萌发，也不可能认识到明朝发生了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白银在流通领域快速崛起，在市场作用下，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从国计与民生两方面探讨白银货币化过程，货币化即市场化，这一过程打乱了明初原有的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引发了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市场与国家合力推动白银货币化发展进程，这正是前近代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转型，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合流。

经济全球化开端: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连接

明代成化、弘治之际，在中国社会强烈的白银需求推动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走向海外，开始寻求海外资源，由此成为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的滥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日本银矿。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源头。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从时间上看，日本银矿开采量的急剧增长，是在中国巨大白银需求下促发的。日本货币史专家黑田明伸指出:"可以认为石见银的需求在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专门向中国出口。"

二是美洲银矿。欧洲人探寻新航路的重要原因是对黄金的寻求，从寻求黄金到白银的重要转换，发生在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以后。西班牙人一到东方，几乎立刻发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青睐白银，因此开辟了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即跨越三大洲的所谓"大三角贸易"，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与全球。

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西人东来，中葡两国第一次正式交往的后果，是嘉靖初年明朝的一度闭关。中国白银供求关系不仅促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与当时国际上海盗兼海商纵横的无政府状况合流并愈演愈烈，而且促使明朝财政危机不断升级，迫使明朝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货币化加速进行。此后明朝在平定海上"倭患"过程中转向开放，选择了改革路径和新的发展模式，使国内市场扩大与全球市场连接，将对外贸易政策从政治层面落到经济层面，主要表现在:

一是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朝廷允准。这标志着民间海商出洋贸易合法化，贸易模式从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开始正式形成，促使民间海商迅速崛起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发展。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雄踞海上，建立了繁盛的海上贸易网，并在与西方"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上博弈中胜出，成为17世纪全球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海商力量之一。

二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在市场作用下，财政危机迫使广东政府于1553-1554年允许葡萄牙人交纳商税进行正常贸易;接着1557年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的是繁盛的中转贸易，在中国商民积极参与下，以澳门为中心，不仅建立了与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将大量日本白银运到中国，还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建立起环球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市场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通用于全球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大量美洲白银从多条国际贸易航线流向中国，同时助推了全球市场的早期发展。

明朝开海政策使晚明与经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明代对外关系史成为经济全球化开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本土第一手官私文书与西方第一手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西方大航海带来的，其前夜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已经掀起了主动参与的第一波。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不仅引进了贵金属白银，也开发了巨大的国际市场，漳州月港开海和澳门开埠，创造出沿海地区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万历会计录》的研究表明，16世纪80年代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国家实物与以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在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过渡，其中白银货币化已占有41%的比例，而关于河南省这个农业大省田赋个案的分析也表明，白银货币化比例竟然高达71%。中国市场扩大发展直接激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与间接促发了美洲白银矿产大开发，推动大量外银流入中国，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积极与全球市场进行互动。对此，有学者提出的外银流入才引发一条鞭法改革，外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之说，是本末倒置了。16世纪东西方具有许多共性:民间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石，市场参与调整提供了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明朝主动走向全球贸易，不失时机地成为全球大合流的预流者，是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主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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