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都表示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统一、富饶的中国。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真正为出现这样的一个中国作好准备了吗?
——保罗·肯尼迪
文 / 吴晓波
198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患上了三重焦虑症的“巨人”。
国内经济因制造业产能的过剩和成本陡增彷徨而找不到出路;在国际上,“日本虎”迅猛崛起,几乎快咬到美国的尾巴了,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而与苏联的长期“冷战”,消耗了大量国力,却似乎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从历史规律中帮助美国人找到勇气。而这个任务,在1988年由一个出生在英格兰的学者完成了。
他有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名字: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其实,他与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只在血缘上有非常遥远的关系。
他出版的书名是:《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保罗·肯尼迪,1945年出生于一个英国造船工人的家庭,这让他对海洋和海军有天生的兴趣。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专注于海军史的研究,31岁出版了《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1983年,他定居美国,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
肯尼迪后来回忆说,原本只想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很快发现,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个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糅合在一起,提供一幅详实的大图景。他的创作雄心因此被激发了出来,事后证明,这是他在当年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关于什么是“大国”,英国学者怀特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那就是:
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
这里所谓的战争,应该包括军事的和经济的。
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在上古、中古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即便中国的汉唐明清、罗马、奥斯曼等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后者的出现是大航海及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保罗·肯尼迪的叙述起点便是公元1500年。
肯尼迪通过500年的历史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其最核心的规律有三条:
◎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肯尼迪的大国观察,聚焦点正是他刚刚定居的美国。
他回忆说,新书出版后的那年暑期的某一天,他拿起报纸,看到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将开始亚洲六国之行,以此反驳保罗·肯尼迪提出的美国正在衰落的观点。
他差点从椅子上跌落下来。
在后来的两年里,美国国会数次举行专题听证会,召肯尼迪作证陈述。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这位英国籍教授用“历史之槌”击中了当时美国的痛点。
战后的全球格局出现了“两极世界”,美国与苏联的对峙构成了所有国际关系的前提。肯尼迪认为,当今美国正面临两大考验:一是国力与军事支出之间的均衡性,二是产业格局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比较了17世纪初的西班牙帝国和20世纪初的大不列颠帝国之后,肯尼迪对美国提出了一个警告:同以往大国的兴衰史十分相像,美国也正面临着可称为“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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