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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间谍文学的社会性 ——以勒卡雷作品为例(2)

来源:经济视野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0-0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柏林谍影》成书于1963年,其背景故事就发生在柏林墙建成之后的一年。英国想要缓解危机,营造太平的国际环境,督促法国、德国参与对苏联的谈判。

《柏林谍影》成书于1963年,其背景故事就发生在柏林墙建成之后的一年。英国想要缓解危机,营造太平的国际环境,督促法国、德国参与对苏联的谈判。“英国在危机中执行的外交政策,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英国缓和政策的继续,这一政策不仅对柏林墙危机的缓和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缓和,乃至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英国一直避免用激进的手段解决矛盾。

2.缜密谨慎的“帝国遗风”

利马斯和史麦利的间谍活动均显得谨慎而仔细。史麦利善于观察事物,并且冷静分析其中的联系。他通过细节推理的方法成功找到了伊琳娜,并且通过伊琳娜找到了她的情夫。同样地,史麦利为了找到他以前的间谍同事,塔尔,山姆,麦克斯,杰里?威斯特贝以及吉姆?普莱多,和他们的每一次会面都抽丝剥茧,揣摩隐含深意。这种“绅士”的作风体现了英国处理问题的行事风格。

这种十分谨慎的处理方式是有历史渊源的,英国始终倾向于这种缓和过渡的改革方式。譬如,英国为了缓和部分地区贫困的问题,贯彻落实私有财产再分配的方法,由此提升了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战后英国在相对衰落中失去了领先世界潮流的能力,在世界霸权和平的转移中,在平缓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英国没有落伍,它仍然在前进。”英国总是通过审时度势的考量后做出的较为温和的决定。

四、结论

无论是从史麦利还是利马斯的身上,我们几乎都可以感受到冷战时期英国作为一个曾经辉煌的日不落帝国,在二战中受挫,从而变得矛盾、谨慎,逐渐开辟发展道路,试图寻求新的国际地位的步伐。勒卡雷用他细腻而真实的笔触,以及对祖国的一腔热血,描绘了险象丛生、尔虞我诈的间谍生活,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势的复杂,与此同时深深地寄托了自己对英国境况、未来发展的忧虑以及人道主义的关怀。

[1]约翰?勒卡雷.柏林谍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刘晶晶 邵华.英雄主义视角下的中美花木兰系列电影对比研究[J].教学探究,2018(3):141-142.

[3]周桂银.历史学家与情报研究——情报史英国学派的传统与变迁[J].世界历史,1997(5):95-101.

[4]陈丽屏.《伊甸之东》的叙事空间解读[J].名作欣赏,2018(27):66-69.

[5]滕帅.英国与1961年柏林墙危机的缓和[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1):30-37.

[6]孙亦舟 邓淑华.对二战后英国国际形象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08(7):194-195.

[7]王涛.谁是叛徒?——评拉明作品中的斯莱姆先生[J].安徽文学,2016(2):55-56.

[8]戴丽雯 张士昌.二战后英国对欧洲政策[J].赤峰学院学报,2016(6):36-39.

[9]刘成.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历史逻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6):39-47.

[10]叶江 徐步华.试论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演变[J].国际观察,2010(2):28-35.

[11]韩启群.西方文论关键词:物转向[J].外国文学,2017(11):88-99.

李思炎(1999-),女,江苏淮安人,南京林业大学本科生。

一、勒卡雷的间谍文学——冷战时期的社会缩影约翰?勒卡雷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代表作有《巴拿马裁缝》《女鼓手》《柏林谍影》等,其中《柏林谍影》曾获美国埃德加?爱伦?坡奖和英国金匕首奖。“冷战”是勒卡雷作品的核心主题,这些以冷战为主题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冷战时期欧洲各国的社会状态。勒卡雷对冷战时期的英国社会的细腻把握来自于他从事间谍工作的经历--他曾经服役于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并因为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被派遣在针对东柏林的情报部门工作。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融入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并使其对于间谍工作的细节描写富有真实感。无论是《柏林谍影》中的亚力克?利马斯,还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的乔治?史麦利,都能够在冷战时期的间谍工作中找到原型。勒卡雷亲身经历了间谍工作的危机四伏,敏感地意识到英国处于风云变幻的冷战时期,于是勒卡雷以悲观的口吻表达了对国家的昔盛今衰的批判。《柏林谍影》亦不同于传统的间谍小说,侧重反映了柏林墙建立之后本国高层情报机构中的逐渐暴露的共产主义渗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勒卡雷间谍小说的两部代表作--《柏林谍影》和《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主人公的间谍活动和错综复杂的间谍任务来剖析冷战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风云变幻,以此窥探冷战时期的国际态势和英国的未来走向。二、从利马斯到史麦利——社会环境的变迁勒卡雷创造了英国间谍文学史上两个经典角色——《柏林谍影》里的亚力克?利马斯和《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的乔治?史麦利。他们处于冷战的不同时期,分别反映了在冷战的不同时期英国的特色。1.利马斯——英国与东方意识形态的矛盾首先是处在柏林墙初建时期的利马斯,他的存在充分体现了英国的矛盾性和谨慎行事的特点,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眼看中情局在东柏林的情报网支离破碎,利马斯被安排去东德情报部门头目蒙特面前假装成叛逃的英国特工,并且利用费德勒对蒙特的怀疑,来诬陷蒙特是双重间谍。但是,这次间谍活动的真实目的是让东德政府增加对蒙特的信任,同时保全英国间谍蒙特。利马斯的矛盾性体现在他与费德勒的交谈之中。利马斯来到东德与费德勒会面,他的实用主义和费德勒的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利马斯在与费德勒交涉时,他认为东德“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国家,不是个独立的政府,只是五流的狂热政治独裁”,然而费德勒反驳道,“我们双方的合作有个前提,那就是总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情报工作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不像你自己国家的特工那样鬼鬼祟祟、神神秘秘”。当利马斯得知费德勒是以信仰为动机加入东德情报组,“不为名利所惑,乐于奉献,能够舍小我而取大义”时,其内心深处是欣赏费德勒的,而间谍任务又在时刻提醒着他,费德勒不过是搞垮蒙特的工具。这既是利马斯个人矛盾心理的体现,亦暗示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鲜明对立。2.史麦利——英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相比之下,《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背景是当年轰动世界的“剑桥五人圈”事件。英国军情六处发生了两次“大地震”:即费尔比事件和“剑桥五人圈”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费尔比控制了军情六处中针对苏联的部门。此时费尔比的大学同学麦克莱恩被怀疑是双重间谍。费尔比帮助麦克莱恩脱身,二人回到苏联后再也没有回来。双重间谍事情公之于众之后,引起了英国社会的恐慌,“早期的研究指出,苏联对英国的情报渗透在英国情报界形成之前就已开始,以至形成‘菲尔比事件’所暴露的‘剑桥五人圈’。”与《柏林谍影》相对简单明晰的单线式无间道相比,《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故事结构更加发散、琐碎,作者运用了多条故事线索来展开情节。勒卡雷通过描写塔尔与苏联女间谍的故事、学生比尔?罗奇对神秘老师吉姆的观察、“证据作战”的惨败、史麦利妻子的不忠等多条线最终引导史麦利揪出“鼹鼠”。这种多线的、时空交错式的结构将情报机构内部的复杂性仿佛置于一个权力场,“成为各种力量的对抗场景”,体现了双面间谍事件的错综复杂性。三、时势造英雄1.柏林墙危机之后英国的缓和政策如上所述,利马斯的矛盾性来源于冷战时代英国的矛盾处境。虽然英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但是其实实力已经大不如前。《柏林谍影》成书于1963年,其背景故事就发生在柏林墙建成之后的一年。英国想要缓解危机,营造太平的国际环境,督促法国、德国参与对苏联的谈判。“英国在危机中执行的外交政策,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英国缓和政策的继续,这一政策不仅对柏林墙危机的缓和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缓和,乃至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英国一直避免用激进的手段解决矛盾。2.缜密谨慎的“帝国遗风”利马斯和史麦利的间谍活动均显得谨慎而仔细。史麦利善于观察事物,并且冷静分析其中的联系。他通过细节推理的方法成功找到了伊琳娜,并且通过伊琳娜找到了她的情夫。同样地,史麦利为了找到他以前的间谍同事,塔尔,山姆,麦克斯,杰里?威斯特贝以及吉姆?普莱多,和他们的每一次会面都抽丝剥茧,揣摩隐含深意。这种“绅士”的作风体现了英国处理问题的行事风格。这种十分谨慎的处理方式是有历史渊源的,英国始终倾向于这种缓和过渡的改革方式。譬如,英国为了缓和部分地区贫困的问题,贯彻落实私有财产再分配的方法,由此提升了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战后英国在相对衰落中失去了领先世界潮流的能力,在世界霸权和平的转移中,在平缓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英国没有落伍,它仍然在前进。”英国总是通过审时度势的考量后做出的较为温和的决定。四、结论无论是从史麦利还是利马斯的身上,我们几乎都可以感受到冷战时期英国作为一个曾经辉煌的日不落帝国,在二战中受挫,从而变得矛盾、谨慎,逐渐开辟发展道路,试图寻求新的国际地位的步伐。勒卡雷用他细腻而真实的笔触,以及对祖国的一腔热血,描绘了险象丛生、尔虞我诈的间谍生活,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势的复杂,与此同时深深地寄托了自己对英国境况、未来发展的忧虑以及人道主义的关怀。参考文献:[1]约翰?勒卡雷.柏林谍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刘晶晶 邵华.英雄主义视角下的中美花木兰系列电影对比研究[J].教学探究,2018(3):141-142.[3]周桂银.历史学家与情报研究——情报史英国学派的传统与变迁[J].世界历史,1997(5):95-101.[4]陈丽屏.《伊甸之东》的叙事空间解读[J].名作欣赏,2018(27):66-69.[5]滕帅.英国与1961年柏林墙危机的缓和[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1):30-37.[6]孙亦舟 邓淑华.对二战后英国国际形象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08(7):194-195.[7]王涛.谁是叛徒?——评拉明作品中的斯莱姆先生[J].安徽文学,2016(2):55-56.[8]戴丽雯 张士昌.二战后英国对欧洲政策[J].赤峰学院学报,2016(6):36-39.[9]刘成.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历史逻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6):39-47.[10]叶江 徐步华.试论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演变[J].国际观察,2010(2):28-35.[11]韩启群.西方文论关键词:物转向[J].外国文学,2017(11):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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