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稳定粮价，赈灾救济，稳定灾民生活

民以食为天，最重要的赈灾措施之一就是平粜，除了分设粥厂、设立鬻卖妇孺收容所救济灾民，政府便采取平抑粮价的办法安抚灾民。民国时期另一个盛行的赈灾措施就是工赈，工赈即以工代赈，“凡灾民为妇孺老弱者，施以急赈，其余壮丁，均使从事工作，以代赈济。”[10]以振兴水利便利交通为目地的工赈，为一大部分灾民解决了生存问题。

三、鼠疫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鼠疫的蔓延对于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百叶凋零，产业凋敝，商人和健壮者都外逃谋生，避免瘟疫传染，财产流失，物价飞涨。在经济上也鼠疫灾情的拓展造成老百姓无心于经济的发展，其更多将注意力集中于疫情的控制和防范之中，同时也造成了迷信活动的盛行，通过迷信活动来以求自保。比如萨拉齐地区的民众其“唯一”的办法就是求神拜佛、烧香许愿，请求佛祖或者神灵保佑其能够避免本次灾害。很多时候人们连进行蛇的捕捉都被认为是一种罪过，被认为是一种罪孽。而且，在鼠疫发生之前，绥远地区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其一方面在于投机推动，钞票的发行量太大造成通胀情况极为严重，对于解决通胀的一个重要方法便是减少货币量的发行，但是显然这种措施难以成行。政府财政的逐渐减少，其支出的日渐增多——城市工业的发展需要、战役的暴发等等，都亟待政府财政支持，而因为鼠疫的发生，造成军民粮食的减产，这就造成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公粮，难以为国家财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其财政赤字最高时曾经达到5800亿元。除此之外，为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贸易机构还必须收购必要数量的粮食、新棉、生丝、桐油、茶叶、烟叶、生油、猪鬃等等，这就造成绥远的经济将会持续性通胀，甚至将会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经济危机的暴发虽然涉及的因素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鼠疫依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推动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结语

这次鼠疫对当地经济影响巨大。当时政府通过收缩货币政策的方式对于市场货币进行调控，通过经济援助和医疗救助等方式缓解疫情。但是，疫情造成农业生产废弛，商业活动停滞影响巨大，民国政府为之所做的努力其成效并不显著，但是为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

[1]尹光宇编译.绥远十一种大灾记[M].绥远省赈务会，民国十九年四月：2-3.

[2]绥远通志稿馆编纂.绥远通志稿[Z].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3]田慧琴，吴连书．民国十八年呼和浩特的灾荒[M].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编．呼和浩特史料：第4辑，1984.

[4]尹光宇编译.绥远十一种大灾记[M]：绥远省赈务会民国十九年四月：2.

[5]薛笃弼.办理绥远临时防疫经过汇编[Z].卫生部印，1929.

[6] 绥远省防疫办法[J]．绥远省政府秘书处．绥远省政府公报，1929，（1）：85-86．

[7]刘纪有，张万荣.内蒙古鼠疫[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2-3+82.

[8]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源地[C].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

[9]绥远省政府临时防疫处编辑．绥远防疫特刊[Z]．绥远：绥远省民政厅，1929．

[10]田慧琴，吴连书．民国十八年呼和浩特的灾荒[M].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编．呼和浩特史料：第4辑，1984.

1928—1929年的鼠疫是绥远近代历史上三大灾荒之一，1927年的旱灾造成当地饥荒，持续到1928年7月，暴雨继旱灾而来，饥荒横行，居民流离失所。饥民挖掘鼠尸而食，盗洞取粮，导致鼠疫横行，周边蔓延。由于人口死亡，产业萧条，社会凋敝，带来的经济损失巨大，因此本文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流行原因与疫源分析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地区连年发生了多种灾害，可以说是无年不灾，多灾并发，“自民十五以来，绥远惨遭兵灾、匪灾、旱灾、风灾、雹灾、地震、鼠疫、水灾、霜灾、地冻等十一种大灾，凡历史上所有之灾，除蝗虫外，无一不有，无一不重，天灾人祸，连续五年。”[1]1928—1929年，灾情空前严重，由于连年灾祸田地荒废，绥远各地均出现粮荒，粮食价格飞涨，“自大灾后，生活程度高如喜马拉雅山峰，小米每斗十元（原价七角），白面每元三斤（原价每元二十五斤）”[2]，“盖全境普饥，中产已沦为赤贫”[2]（卷65，灾异），民不聊生，饿殍遍野[3]。为了生存，灾民捡食一切能充饥的东西，甚至“煮草为食者人皆誉为上富”[4]，“至于有鼠食者，人皆羡为英法大菜”[5]。1928年（民国十七年），“旧历二月一日夜，萨拉齐城外有鼠斗之异。二日晨门启，城墙四周，鼠尸无数，层叠成排，首皆内向。西南、正南两面尤多，一夜以后，不复再见。”[6]（卷65，灾异）此后野外不断发现死鼠和死兔[7]，这都是鼠疫即将暴发的前兆。“饥荒人民掘搜鼠穴，食其肉，取其粮，以致发疫。”[6]由于灾民到处逃难，致使鼠疫广泛传播，到1929年3月鼠疫被扑灭，约2000余人受传染[8]。1928—1929年绥远地区鼠疫的流行，使灾害频发的绥远地区雪上加霜，人民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对民众身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自然疫源地为鼠疫传播提供了条件。1954年在发生鼠疫的杭锦后旗头道桥乡附近自毙长爪沙鼠体及蚤体内分离到鼠疫菌[7]，这是我国首次证实长爪沙鼠鼠疫的存在。绥远地区属于长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在1917—1918年期间曾爆发鼠疫，波及绥远全省27个旗县，并传入山西，共死亡人[7]。第二，灾民迁徙造成鼠疫的扩散。由于连年灾荒，加之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灾民缺衣少食，抵抗力降低，极易被传染，加之到处乞食，以鼠洞内储粮为食，以死鼠和死兔果腹，甚至以吃死人度日[4]，且灾民死后得不到及时掩埋，都加剧了染病和疫病传播。第三，社会动荡加剧灾害的影响。军阀混战致使土匪横行交通阻断，使防疫工作1928年9月包头黄河南岸发生疫情，“其时，都统李培基派宋医馆前往调查，为匪所阻毫无结果。”[5]绥远地区匪灾成患，极大地阻碍了救灾的进行。第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也是导致鼠疫传播的原因。防疫救灾是政府的职能之一，如若政府官员为眼前利益不设法防疫救灾，反而欺压百姓，对疫病传播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孤魂滩事件”就反映出绥远省政府对赈务流弊不管不顾，对官员不作为听之任之，使防疫救灾工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二、当时政府的应对措施在对抗鼠疫过程中，当时绥远政府做出了一系列举措，对鼠疫的扑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当时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没有及时遏制，给鼠疫的传播和控制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即便如此，其经验和教训也值得当今社会借鉴，能够弥补经济损失。（一）设置机构，制定防疫法规，依法指导防疫事宜由于疫情严重，绥远省政府成立了以民政厅长陈宾寅为处长的绥远省临时防疫处[6]，负责防疫工作，各县与之对应的设立了临时防疫分处，制定了《绥远省政府临时防疫处简章》《绥远省政府临时防疫办事细则》《绥远各县临时防疫分处简章》，颁布了《绥远省防疫办法》，使防疫工作有章可循。防疫办法对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以及病死之人消毒、装殓、埋葬和衣被用品的火化都进行了严格的要求，还明确规定防疫以强制隔离为主，要求“无疫之家不准到有疫之家，无疫之村不准到有疫之村。有疫之家或村，其家人、村人不准出外，各村及各家之隔离，均由巡警昼夜检察指导”[6]。这些规章制度的发布、实施对防疫工作规范有序的开展，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二）明确职责，赏罚分明，防疫工作有效推进明确防疫职责，使防疫工作得到落实。为防止防疫过程中官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绥远省防疫办法》明确规定防疫工作由县长、公安局长负全责。托县公安局长冯树动在防疫过程中“事前既办理失当，事后复裹足不前。近日，并畏传染，称病不出”[9]，被停职查办，起到了以儆效尤的目地。同时，对防疫优秀人员给予奖励，极大地鼓励了防疫人员的积极性。在各机关团体抽调人员组成宣传员，分赴各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和普及鼠疫传播、防治等方面的卫生防疫知识，在各街村、人员聚集的地方广泛张贴《禁止掘取鼠粮食鼠肉》等宣传布告，提高人民防范鼠疫的意识。（三）稳定粮价，赈灾救济，稳定灾民生活民以食为天，最重要的赈灾措施之一就是平粜，除了分设粥厂、设立鬻卖妇孺收容所救济灾民，政府便采取平抑粮价的办法安抚灾民。民国时期另一个盛行的赈灾措施就是工赈，工赈即以工代赈，“凡灾民为妇孺老弱者，施以急赈，其余壮丁，均使从事工作，以代赈济。”[10]以振兴水利便利交通为目地的工赈，为一大部分灾民解决了生存问题。三、鼠疫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鼠疫的蔓延对于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百叶凋零，产业凋敝，商人和健壮者都外逃谋生，避免瘟疫传染，财产流失，物价飞涨。在经济上也鼠疫灾情的拓展造成老百姓无心于经济的发展，其更多将注意力集中于疫情的控制和防范之中，同时也造成了迷信活动的盛行，通过迷信活动来以求自保。比如萨拉齐地区的民众其“唯一”的办法就是求神拜佛、烧香许愿，请求佛祖或者神灵保佑其能够避免本次灾害。很多时候人们连进行蛇的捕捉都被认为是一种罪过，被认为是一种罪孽。而且，在鼠疫发生之前，绥远地区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其一方面在于投机推动，钞票的发行量太大造成通胀情况极为严重，对于解决通胀的一个重要方法便是减少货币量的发行，但是显然这种措施难以成行。政府财政的逐渐减少，其支出的日渐增多——城市工业的发展需要、战役的暴发等等，都亟待政府财政支持，而因为鼠疫的发生，造成军民粮食的减产，这就造成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公粮，难以为国家财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其财政赤字最高时曾经达到5800亿元。除此之外，为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贸易机构还必须收购必要数量的粮食、新棉、生丝、桐油、茶叶、烟叶、生油、猪鬃等等，这就造成绥远的经济将会持续性通胀，甚至将会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经济危机的暴发虽然涉及的因素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鼠疫依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推动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四、结语这次鼠疫对当地经济影响巨大。当时政府通过收缩货币政策的方式对于市场货币进行调控，通过经济援助和医疗救助等方式缓解疫情。但是，疫情造成农业生产废弛，商业活动停滞影响巨大，民国政府为之所做的努力其成效并不显著，但是为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文献：[1]尹光宇编译.绥远十一种大灾记[M].绥远省赈务会，民国十九年四月：2-3.[2]绥远通志稿馆编纂.绥远通志稿[Z].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3]田慧琴，吴连书．民国十八年呼和浩特的灾荒[M].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编．呼和浩特史料：第4辑，1984.[4]尹光宇编译.绥远十一种大灾记[M]：绥远省赈务会民国十九年四月：2.[5]薛笃弼.办理绥远临时防疫经过汇编[Z].卫生部印，1929.[6] 绥远省防疫办法[J]．绥远省政府秘书处．绥远省政府公报，1929，（1）：85-86．[7]刘纪有，张万荣.内蒙古鼠疫[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2-3+82.[8]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源地[C].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9]绥远省政府临时防疫处编辑．绥远防疫特刊[Z]．绥远：绥远省民政厅，1929．[10]田慧琴，吴连书．民国十八年呼和浩特的灾荒[M].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编．呼和浩特史料：第4辑，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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